上周末，有“金融改革发展风向标”之称的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在京举办。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演讲中表示，对有价值的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实施“债转股”，防止出现“免费的午餐”。

　　市场实操方案悬而未决，债转股重现江湖一直饱受争议。前不久权威人士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直言：“无救企业该关就关，别动辄搞‘债转股’。”在权威人士眼中，“债转股”、“拉郎配”式重组成本太高，自欺欺人，早晚是个大包袱。

　　不被权威人士看好的“债转股”，理想状态下债务变股权，高杠杆自然降下来；企业没了还本付息压力，高成本问题也会随之化解。

　　上世纪末债转股的成功得益于“大时代”里的“小幸运”。15年前承接债转股和坏账剥离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事后都盈利了，那是因为加入WTO之后，中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，出口高增长和房地产市场腾飞，所谓的包袱很容易变为优质资产。

　　时过境迁，这一轮债转股的标的企业以过剩行业为主，中长期前景并不看好。甩掉债务包袱的那些企业却没有甩掉效率低下、靠垄断经营的体制弊病。现阶段，中国转型升级的方向集中在高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，产能过剩行业很难再成为主角，对应的股权也缺乏升值空间。

　　而大规模的债转股，恐削弱银行的资本水准。虽然《商业银行法》规定银行不能直接持有非金融企业的股权，但是也开了条口子，“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”。银行可能将此类风险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，或交易结构更复杂的其他类信贷产品，致使银行透明度进一步下降，风险评估难度更高。

　　经济下行和实业尚无明显起色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就还会持续增加，盈利能力还会弱化。由于无法对企业实现量化标准甄别，不良资产或过剩产能的损失极易全民化。

　　“以时间换空间”，将会倾向于对大而不能倒的企业采取债转股，风险越积越大，本来企业面临困境或破产，股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突然把债权人拖进来变成新股东，这对于原本有着经营过失责任的企业经营者无疑是一种包庇行为。债转股以后，企业依然会希求银行救助，从大股东银行那里再次获取贷款，或者要求大股东银行提供追加融资。要保护股权利益，银行就会不问条件地继续贷款或追加融资。

　　如果同行业的不同企业，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占了便宜，而对于没有债转股的企业，显然吃亏了，这就有悖企业的公平竞争。因此，分三年实施1万亿债转股只能有限的降低债务，对政府来说却是昂贵的选择。

　　长痛不如短痛。债转股一时推迟了风险，但泡沫会越垒越大，戳破泡沫时很痛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必须承受的苦。严重过剩的产能最终只能通过淘汰才能恢复市场正常供需关系，不留情面地“清盘”，所谓不破不立。